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的外源性风险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调整与变革。防疫常态化、粮食安全、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应对国际关系的挑战等，都需要方向明确的战略体系与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作支撑，这就对中国新型智库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近年来推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工程，正是对当下情境的未雨绸缪。新型智库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起，改变“问题等对策”的被动状态，承担起在动荡世界中的战略政策方案储备重任。

　　第一，回应重大问题，勇担新型智库的时代责任与紧迫使命。在中国经济格局转型、国际关系重构的重大节点上，直面重大问题是新型智库的时代使命。如何应对诸多问题，需要新型智库在思维与方法层面进行革新。在以往相对平稳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境中，智库研究并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挑战。在持续稳定的政治经济态势中，负面问题往往被正向发展遮蔽，使得智库缺乏自我价值反思的外在动力，结果导致一些新型智库研究脱离公共政策问题领域，出现了缺乏自我领域、研究目标与方法论边界，以及使自我混同于一般性学术研究与对策式研究的现象。

　　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重大生存问题是对智库能力的根本检验。中国新型智库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时代任务，也将应对更为严峻的挑战，必须直面问题并助力解决问题。如果新型智库在大变局中仍“躲进小楼成一统”，把重大决策问题全部抛给公共决策部门，无疑会削弱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坚守独立价值，实现新型智库的“新”“智”“库”三重诉求。新时代的新型智库必须固守自身“新”“智”“库”三种基本功能。所谓“新”，即区别于传统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型智库具有专门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职能，直接为国家大政方针与战略决策提供政策选择方案，而不只是提供政策依据与建议参考。所谓“智”，即区别于一般性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范式与方法，其依据理性与逻辑思维能力，具有思考的开创性与创新性、思维的深刻性与洞察力、策略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等特点，不会完全拘泥于现有社会科学范式的逻辑与结论指向。所谓“库”，即区别于社会科学所追求的严谨规律性与普遍性，其方案具有多样性特征以及超越决策部门明确需求的前瞻性储备的特点，依靠自我研究的合理性和独特性与政府决策部门形成互补状态，并凭借智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实现自我价值。

　　新型智库的价值实现依赖其独立性，这就需要正确处理自身的政治与政策二重性。政治性是指智库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与根本要求。政策性是指智库研究的对象与范畴是政策或制度体系，其方法论是政策性的，是总体战略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两者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并最终形成支撑其政治属性的政策备选方案。

　　当前智库的非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是与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混同。学者群体存在极大的同一性使其囿于原有研究的理路，不少学者把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误认为是智库研究的职能。所以，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在职能、任务上有所区分是必要的。虽然两者都以问题意识为自我展开研究的动力，但两者的问题意识存在着差异，前者是知识指向的问题意识，后者是政策指向的问题意识。前者主要以推进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为核心目的，后者以政策优化的方式化解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价值方向。如此，新型智库自我职能的实现就沿着如下逻辑展开，即转变过去以智库发展政策与政府要求为研究动力的思路，以现实问题的有效治理作为内在推动力，以政策优化或改进为主要目标，从而确保自我职能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必要条件。新型智库需要突破自我思维禁锢，以国家发展历史方位与总体利益为核心关注点，充分发挥智库集聚的智慧优势，使自我的政治属性与政策属性得以有效践行，并使政府与政策二者共融于战略方案。

　　第三，界分研究场域，建构新型智库的多层次战略政策群组。新型智库的具体研究过程，也即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战略政策方案过程，需要对战略与政策问题进行不同层次与不同维度的界分。这既由时局驱动，也由智库研究面对的公共政策问题领域的层次性决定。就总体逻辑而言，后疫情时代战略政策问题指向的社会现实及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三维层次结构：存在域（问题域）—实然存在（重大问题）—将然存在（潜在风险）。这是当下新型智库深化自我研究的三个重要面向，也决定了战略政策问题的研究维度。

　　一是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纷争与冲突的关键领域展开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域主要包括边界与区域的军事态势、科技与知识产权的激烈争夺、世界产业链与经贸格局的重构。在多元化的宏观问题域中，新型智库需要凭借自我专业性与优势，选择具体问题域及其中的关键问题。首先，新型智库应深入分析全球、中国与具体冲突方三者的场域运作逻辑变化及逻辑冲突的关节点；其次，评估场域中的各主体操控能力的现实博弈及其根源，剖析中国控制力的优势与劣势，其中自我劣势的客观理性评估是基础；最后，建立场域与问题双重控制的战略对策组合，形成既能控制场域的总体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